人兽共患传染病初级预防的成本效益

图1. 自1912年以来每年死于新发病毒性人兽共患病暴发的人数。（圆圈的颜色代表暴发蔓延的地区，大小表示暴发引起的经济成本）

大流行成本

大流行病越来越频繁，且代价也愈发高昂。在这里，我们报告了一种更全面的经济方法，该方法估计了过去一个世纪新出现的病毒性人兽共患病的生命和经济损失。计算病毒性人兽共患病在较长时间内的年化成本可以提供更可靠的估计。它的目的是告诉政策制定者，我们每年应该花多少钱来防止溢出效应，而不是根据单一的大规模流行病进行估计。

以目前的世界人口计算，病毒性人兽共患传染病的年死亡率基线预期330万人。为防止死亡而估计的支付意愿(WTP)可从人均10.7万至640万美元或更多，具体取决于国家的财富。由于我们不知道未来哪些国家会发生大流行病，故我们采取了更保守的WTP范围，即全世界每年将花费3500亿到21万亿美元用于避免大流行病引起的生命损失。

表1.自1918年来新发病毒性人兽共患病的死亡率

使用WTP的上限值并且减少极端暴发可能性的10%，预计每年将会减少30万的死亡人数以及节省2万亿美元的死亡损失（表2）。将任何流行病风险减半的策略将会每年挽救160万人的生命，减少10万亿美元的死亡成本。

表2.在三种情形下用于避免死亡损失的预计WTP值

除了用WTP衡量大流行带来的避免死亡的成本外，政策制定者还可用直接经济损失判断公共支出成本。新发病毒性人兽共患病的经济成本来自传染病暴发造成的全球国民总收入（GNI）损失的部分。Fan等人计算出，一场大流行造成的平均GNI占全球GNI的10.6%。将这一数字应用到2019年87万亿美元的全球GNI上，一场疫情造成的平均GNI损失为5220亿美元。自1950年以来，我们观察到28次暴发，因此，每年的暴发预期数量为0.40次。由此计算，病毒性人兽共患病造成的GNI年度预期损失基线为2120亿美元。如果预防行动将这些经济损失减少一半，并使死亡费用减半，那么预计每年可额外节省1060亿美元。这些GNI的损失成本是表2中WTP成本的附加成本。

我们的估算没有完全量化这些疾病对人类生活和经济带来的损害。比如，我们无法确定COVID-19大流行期间隔离对人们的心理损害以及失业带来的个人经济损失。我们也无法轻易确定由于大流行而推迟的医疗服务造成的额外费用。在大流行发生后，这些成本可能会隐藏多年。例如，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照顾艾滋病毒感染者。

WHO确定了新发传染病的5个发展阶段：发生前、发生、局部传播、流行、大流行。我们认为溢出是疾病出现的关键步骤（图2），病毒从野生动物溢出到人体内，有时也会通过驯养动物的方式溢出。在众多原因中，人类与动物接触增多、家畜饲养、森林砍伐以及野生动物狩猎和贸易是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来疫情暴发的风险，并在新发病原体局部和全球传播之前加快发现它们的速度?本文的其余部分提出了三个主要的行动方针。首先，扩大病毒发现和监测。其次，监测野生动物狩猎和贸易以及大型、高密度畜牧业的病毒感染情况。最后，防止森林砍伐和其他与农业扩张相关的土地使用变化。

病毒发现和监测:初级预防的基础

如果我们要防止未来的大流行，人类就需要一个全球病毒发现项目。基于针对病毒家族的无偏聚合酶链式反应的方法可以识别潜在的人兽共患病原体的存在，这些病原体可能有数十万种。在初级预防方面，这个病毒库将有助于确定暴发的地理重点。它将通过在病原体出现时快速识别病原体和加速诊断试验和疫苗开发，进一步补充下游预防。

病毒发现的价值有其局限性。病毒基因组不能轻易用于确定宿主偏好或毒性，尽管最近使用宏基因组方法取得了进展。将病毒文库与野生动物和牲畜农民、市场工人、贸易商、猎人、野生动物消费者和其他风险群体的常规血清学监测数据结合起来，并加强对这些群体中不寻常的症状群集的监测，将增加病毒库的价值。

图3. 病毒积累曲线（说明随着采样动物数量的增加，新病毒病原体被识别的速率）

农业与新发传染病

农业集约化和扩张在病原体出现中起着主要作用。高密度畜牧业经营可为野生动物向牲畜的溢出提供适宜的环境，或成为大流行性流感毒株的孵化器。一个明显的溢出风险来自于野生动物的养殖。这种做法在过去20年里越来越多，一些人提倡使用它来减少野生动物种群的压力。随着人员数量的增加和与人类接触的频繁，野生动物农场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溢出风险。为了养活全世界80亿人口，将森林和其他土地变成农场的压力日益增大，这成为了新旧病原体出现的重要驱动因素。

需要更多的兽医

兽医在疾病出现时起着重要的哨兵作用。大多数兽医关心的是家畜和宠物，然而只有小部分兽医从事野生动物疾病和新发病毒的研究。一个兽医很少、病毒物种很多、消费或交易野生动物的人也很多的国家，将面临更大的人兽共患病风险。例如，在非洲等兽医执业很少的地方，病毒很容易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进入家畜，然后在人群传播。

图4.全球兽医密度概况

野生动物狩猎与贸易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需求也推动了病原体的溢出。它可能发生在野生动物贸易的任何环节，从狩猎和捕获野生动物者到食用、穿戴或饲养野生动物作为宠物的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人。野生动物狩猎和贸易的全球范围以其广度和深度而闻名。仅野生动物贸易就诱捕了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物种，其中包括大量啮齿类动物、蝙蝠和灵长类动物，它们携带着多种病毒性人兽共患疾病。2010年，从刚果盆地和亚马逊盆地捕获的野生动物分别在130万公吨和450万公吨之间,相当于180万头牛和620万头牛的重量。

需要更好的病毒监测和贸易数据

关于合法的国内和国际野生动物贸易(当然包括非法贸易)的物种、贸易量和路线以及长期趋势的数据通常过于稀少或不可靠，无法定量评估人兽共患疾病风险，而野生动物贸易的监测和监督不足是导致人兽共患疾病出现的重要原因。

建立野生动物贸易初级预防的机构能力

世界缺乏监测野生动物贸易中人兽共患疾病风险的机构能力。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主要的国际条约，监管着3.6万种动植物物种贸易，但是有183个国家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并且CITES秘书处明确表示，监测野生动物贸易中的病原体不在其职权范围内，或许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是与这一目标最接近的组织。

中国野生动物贸易管理

随着COVID-19的出现，中国对野生动物贸易采取了更大的限制。2020年1月，农业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临时禁令，禁止一切野生动物贸易，直至疫情结束。在2020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永久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以保护健康。除有限数量的养殖物种外，禁止食用所有陆地野生动物。 2021年1月发布的《动物防疫法》修正案明确了对养殖野生动物的检疫要求，并加强了野生动物疾病监测。

森林砍伐

森林砍伐可以说是病原体出现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对陆地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2000年至2012年期间，全球森林损失230万平方公里，热带森林损失增加了3%，即每年2101万平方公里。砍伐森林，特别是在热带地区，使人们在进入森林清理木材、修路或在矿山工作时接触到野生动物，增加了病原体溢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