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建的国家疾控局如何推进医防协同

梁嘉琳/文

4月28日，一个新的副部级机构首次亮相——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据国家人社部网站的信息，国务院任命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沈洪兵、孙阳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围绕公共卫生改革方向的讨论延展出两个观点：一是将疫情防控早期问题归咎于过度行政化，主张将疾控机构转型为独立的公共组织，而非行政部门，从而减少不当行政干预对专业能力的侵蚀；二是将疫情防控早期问题归咎于行政权不足，主张将中国疾控中心（CCDC）剥离基础研究职能给高校，并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合二为一，成为一个获得行政执法权的高等级中央政府部门。

据笔者独家获悉，随着国务院近日印发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的相关文件，新成立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以下简称国家疾控局）从正司级升格为副部级的国家局，整合了国家卫健委原有的应急办、疾控局等职能，预计中国疾控中心（CCDC）等相关技术支撑单位也会划转至其下。笔者推断，中央政府也许是选择最大限度保留现有疾控体系组织架构的完整性，以确保疾控队伍稳定性、疾控能力不断档，从而借助现有队伍和能力，更好完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尤其是疫苗接种保障的艰巨任务。

本轮公共卫生改革，整合后的国家疾控局将掌握更大的行政权，省、市、县三级政府预计也将对应成立独立的疾控局，不排除中央对地方实施业务指导甚至垂直管理。笔者认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尚未结束之际，以及新冠病毒仍存在一定变异风险的当下，国家疾控局独立而强大的行政权，有助于统一全国性疫情大数据治理规则，有助于自下而上健全基层监测哨点、疫情直报系统，有助于自上而下落实中央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

2002年，中国将计划经济时代的防疫站，拆分组建为疾控预防控制局和卫生监督局（均为卫生主管部门内设），更强调市场经济格局下的专业性。历经本轮疫情洗礼，国家疾控局虽然拥有独立而强大的行政权，但并不意味着“再行政化”，更不意味着行政权凌驾于专业能力之上。笔者从国务院的人事任命中发现两个细节，一是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兼任国家疾控局首任局长，王贺胜有着在大城市（天津市）主管卫生部门、在国家卫计委/卫健委分管医疗改革（体制改革司）、医疗管理（医政医管局）的专业履历，并在新冠疫情阻击战中临危受命湖北省委常委、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有着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二是国家疾控局三位副局长中，既有国家卫健委原疾控局局长常继乐、原应急办主任孙阳，更有分子流行病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

尽管本轮公共卫生机构改革可能在短期内增加行政成本，但这是各级疾控主管部门自新自强的必由之路。客观而言，我国医疗管理、医疗改革容易陷入“重医轻防”（重医疗轻预防）“重大轻小”（对大小医疗卫生机构不一视同仁）“重物轻人”（重视盖楼买设备，轻视人才队伍建设）等困境。笔者以为，本轮机构改革意味着，既不能让“医”荒唐地吞掉“防”，即前几年部分经济下滑地区将服务于公共卫生的疾控中心（CDC）并入服务于医疗流程的医院传染病科；也不能让“医”短视地挤压“防”，比如：地方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后将大量公共卫生应急资金用于新建医院、新增院区、扩增病床，却同时拖欠、扣发疾控人员的防疫津贴，对慢病防控、学校卫生、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等非疫情的疾控工作长期重视不足。

新冠疫情以来，疫情防控方针中的“医防融合”开始表述为“医防协同”表述，或许为本轮机构改革埋下伏笔。但笔者强烈建议，各级政府不应当将“融合”与“协同”对立起来。

一方面，管理需要协同，国家疾控局应当与国家卫健委成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同盟军”，无论改为哪种治理架构，整个国家的疾控体系不能碎片化，疾控能力建设只能强化而不能弱化。另一方面，业务需要融合，国家疾控局需要与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多项工作深度融合，特别是与“健康把关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首诊在基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全民共建共享”（爱国卫生运动、健康中国行动）等工作无缝嵌合，决不能出现多头监管、重复建设、标准打架，决不能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各类企业同时应付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两个“婆婆”。

因时而变，因势利导，卫生健康治理是一个持续优化迭代的进程。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疾控局宣告成立，意味着疾控管理的权力结构开始深层次重塑，“政府之手”攥紧拳头、绷起青筋、重拳出击。但“超级疾控局”能否将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还有待“社会之手”“市场之手”的更多发力，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转自经济观察报：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