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文明：概念、发展、特征、优势及展望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公共卫生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公共卫生文明”作为新兴概念，逐步显现出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力与学理价值。与“公共卫生体系”“健康治理”“卫生政策”等聚焦制度安排或行动过程的概念不同，公共卫生文明更强调一种涵盖物质基础、制度体系与价值理念的社会文明整体结构，既包括医疗设施布局、政策法规设计、服务体系建设等“看得见”的技术与制度安排，也蕴含公民健康观念塑造、群体伦理意识培育、国家治理逻辑渗透等“看不见”的文化嵌入与精神信仰，是显在形态与隐性内核的有机统一。从功能上看，其不仅解答公共卫生领域“如何做”的技术治理问题，更能深入回应“为何做”的价值立场、“为谁做”的目标导向，以及“以何种价值取向做”的文明根基问题，实现了从工具层面到价值层面的维度拓展。

长期以来，国际公共卫生研究多以自由主义与生物医学为核心视角，关注重点集中在个体权利、技术理性与疾病控制层面。在这一视角下，“文明”一词常被视为文化修辞工具，既未成为解析公共卫生实践的核心分析维度，也极少被纳入健康治理的系统理论建构。与之相对，“文明”在中国语境中始终是社会运行的核心价值与制度形态，体现为物质条件改善、制度体系完善与文化素养提升，具有贯穿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公共卫生文明，更着重突出社会整体利益与群体责任，同时强调制度执行与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中西方视角差异可见，中国公共卫生文明绝非西方范式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对中国本土经验的随意命名，而是兼具历史连续性（承接中国文明发展脉络）、文化嵌入性（植根中国文化语境）与制度组织性（适配中国制度特征）的理论表达。这一研究视角突破了工具理性与治理效能至上的局限，能够引导我们从文明结构的高度，深刻理解中国公共卫生的历史逻辑与当代表达。

当前全球健康风险日益复杂，单一技术导向和标准化模式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社会健康问题，迫切需要一种更具文化适配性（契合不同社会文化传统）、治理现代化（符合当代治理发展趋势）与社会动员力（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的解释框架。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验，但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这些经验常被简化为“威权式治理”“国家主义动员”等标签化表述，缺乏一套能够展现其文明深度（价值内核与文化底蕴）与制度逻辑（系统运行与协同机制）的理论语言，这直接导致中国经验的国际传播与理论阐释存在“话语赤字”。研究公共卫生文明既是对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也回应了全球健康治理对多元框架的需求。

为清晰呈现发展脉络，本文将中国公共卫生文明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朴素起源时期（1840年以前），对应我国古代的农业文明时期，可称为朴素公共卫生文明；二是萌芽探索时期（1840—1949年），属于我国现代公共卫生文明的起步阶段，此时期公共卫生文明虽已萌芽，但发展存在断档；三是现代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阶段我国逐步构建起完善的公共卫生文明体系。这种分期方式，既揭示了公共卫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连续性，也凸显了其在近代“断档”与外来输入冲击下的探索历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系化建构与制度化完善成果。在分析框架方面，提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维结构模型，其中精神文明作为升华层次，以物质条件与制度建设为基础。基于这一逻辑，本文将系统梳理中国公共卫生文明的概念内涵、发展演进、核心特征与独特优势，并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其面向未来的战略价值。

2.1 公共卫生定义

公共卫生作为现代健康治理的核心领域，其经典定义源自1920年Winslow的阐释，强调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改善环境、控制传染病、开展个人卫生教育、提供预防与诊疗服务，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这一定义精准凸显了公共卫生的组织性与社会性。此后，其内涵不断扩展，健康公平与社会责任逐渐成为核心维度。在中国，公共卫生的定义与实践经历了系统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2003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系统化的公共卫生定义，即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并明确其涵盖十个领域：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妇幼保健、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环境卫生与饮用水卫生、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学校卫生、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医疗救治保障、卫生政策法规与管理。这一界定不仅拓展了公共卫生的技术边界，更将公平性、社会性与制度化要求纳入核心，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起点。此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为公共卫生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改革确立“四梁八柱”总体框架，依托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等四大体系，构建起覆盖全民、保障基本、分级诊疗、联动高效的制度体系。这一框架既回应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诉求，也成为推动新时代公共卫生制度化发展的核心标志。进入新时代，公共卫生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党的二十大明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决定。这三次关键会议的部署，标志着公共卫生已从部门性事务升级为国家战略体系的核心组成，不仅凸显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更推动公共卫生从单纯的学术概念，转变为承载现代化建设与文明进步双重意义的实践领域。

2.2 公共卫生文明概念

公共卫生文明虽尚未形成完整学术话语体系，但其内涵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实践中积淀深厚，并在文化、制度与技术三大层面积累了丰富资源。从历史演进脉络来看，可清晰划分为朴素起源、萌芽探索与现代发展三个阶段，这一过程既体现出历史连续性，又彰显了文明的创新性，二者高度统一。在朴素起源时期，古代中国将卫生理念深度融入礼制规范、宗族治理体系与国家秩序构建之中，形成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核的卫生观念，这一观念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实践中转化为多种朴素的公共卫生形态，这一阶段的探索与实践，奠定了中国公共卫生文明的文化底色，也为后续公共卫生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西方在中世纪长期处于“医学黑暗时期”，中国在先秦至明清历代始终保持防疫制度的延续性，还较早形成了隔离检疫、人痘接种等实践措施，展现了公共卫生文明演进的连续性特征。

进入萌芽探索时期，中国公共卫生整体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发展呈现断续性特征。与西方公共卫生制度多由工业化和城市卫生运动推动不同，中国的探索是在应对民族危机与外来输入双重压力下开展的“碎片化实践”，既借鉴西方经验，又保持了本土文化与制度的嵌入性。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发展受双重因素影响：一方面，社会动荡导致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治理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出现“断档”，发展陷入停滞；另一方面，外来公共卫生制度和技术逐步传入，带来了启蒙性实践尝试，但这些实践均处于萌芽状态，未能形成完整发展路径与系统制度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初期就高度关注劳动人民健康，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探索。党的二大宣言明确提出“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等主张；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列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三大重要任务之一；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要求健全卫生机构，此后根据地成立军委总卫生部、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布系列政策法规，将解决工农群众的疾病与防疫列为政府责任；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建立多所医院和防疫部门，既服务革命需求、治病疗伤，又开展卫生防疫与健康宣传，为保障人民健康筑牢根基。这些探索不仅为新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制度化积累了宝贵经验，更集中展现了中国公共卫生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到了现代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国家将公共卫生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确立并长期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将卫生工作与群众活动深度结合。与西方以“医疗救治体系”为核心的公共卫生路径不同，中国在制度设计上明确突出“预防为主”导向，依托爱国卫生运动、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等实现了广泛社会动员，成功推动传统公共卫生治理逻辑与现代制度化发展路径的有机结合。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文明持续发展的根本遵循。这一原则不仅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卫生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根基，更是中国公共卫生模式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最大优势。自此，公共卫生不再是简单的各类技术措施集合，而是进化为国家治理能力、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组织体系的综合体现。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逐步形成了“文化价值-制度安排-技术执行”相互嵌套的逻辑体系，最终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观国际语境，长期以来，公共卫生被局限在国家责任或技术制度的范畴内进行探讨。西方公共卫生思想自19世纪城市卫生运动以来，核心关注点始终围绕以科学技术手段控制传染病传播、改善环境卫生状况、促进健康公平。但随着社会文化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全球健康治理议题的持续拓展，学界逐渐意识到，公共卫生的意义远超出生物医学和技术范式的边界，其背后涉及深层的文化结构与复杂的权力关系。Foucault提出的“生物政治”理论，揭示了国家如何借助卫生政策、医学实践与人口管理策略，实现对个体生命的规训。Dubos则系统阐述了文明进程与疾病之间的复杂关联，指出公共卫生与文明互动的本质，不仅关乎对个体生理层面的防护，更涉及文化选择与社会建构的深层问题。

尽管“文明”尚未成为全球健康研究领域中的常用分析框架，但近年来，围绕“文明多样性”与“卫生制度文化”的学术讨论逐渐兴起，学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不同社会中公共卫生演进的独特文化逻辑与制度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多数研究将“文明”置于边缘位置，缺乏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整合，未能充分挖掘文明维度对公共卫生发展的深层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公共卫生发展的实践经验为全球公共卫生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将公共卫生纳入文明结构的分析范畴，构建起一个整合物质保障、制度安排与文化价值的多维分析框架。基于这一创新思路，本文提出“公共卫生文明”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是卫生政策与技术体系的简单集合，而是国家治理模式、社会组织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综合体现，涵盖物质资源供给、制度设计优化、社会伦理构建、治理理念创新等多个层次。以此概念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构建公共卫生文明三维结构模型，旨在为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卫生治理实践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2.3 公共卫生文明构成

公共卫生文明作为一种复合性社会形态，可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三个维度进行系统解构与分析。这三个维度既各具独立内涵，又在历史演进与现实实践中深度耦合、协同互动，共同构建起“支撑-规范-导向”的动态运行体系：其中，物质文明是公共卫生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保障，为各项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与技术支撑；制度文明则承担着框架构建功能，完善组织体系与规则制度，规范公共卫生领域的运行秩序；精神文明作为价值升华层次，致力于塑造社会层面的公共卫生共识与文化认同，推动公共卫生走向主动自觉的文明发展阶段。

中国公共卫生文明并非始于近代，而是深深植根于数千年的中华社会卫生观念、治理实践与文化传统之中。其发展路径呈现出物质文明（以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为核心）、制度文明（以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为核心）与精神文明（以价值观念和行为伦理为核心）的协同演进特征。从历史脉络看，朴素起源时期、萌芽探索时期到现代发展时期的阶段延续，体现了从物质保障到制度规范，再到精神升华的文明递进逻辑。

3.1 物质文明：从生存实践到数字基础设施

物质文明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基础，其在中国的发展呈现鲜明的时代递进特征。在朴素起源阶段，公共卫生的物资基础源于最基本的生存与生活实践。火的使用与饮食熟化有效降低了食源性疾病风险，巢居与穴居改善了群体的安全与环境整洁，外婚制减少了近亲繁殖的危害。这些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简陋，却直接关系人群健康的延续，构成了早期公共卫生物质形态的雏形。进入农耕文明后，公共卫生的物质条件逐步发展。太医院、安济坊等机构承担起宫廷及部分社会的医疗防疫功能；疠迁所、沙炭过滤井、福寿沟排水系统等设施改善了环境卫生与疾病防控；中医诊疗器具、人痘接种术及“医食同源”的药膳方剂丰富了防病养生手段。然而，此时的物质资源分布高度不均，主要集中于都城与精英阶层，农村和边远地区更多依赖宗族与地方力量补充。

在萌芽探索时期，农业革命和城市化推动公共卫生条件走向系统化。铁犁牛耕、占城稻的普及以及玉米、土豆、红薯等美洲农作物的引入，提升了营养供给，支撑了清代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城市中的沟渠、水井与排水系统逐渐普及，以应对人口聚居带来的传染病威胁。“四时饮食”法则和“医食同源”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近代以来，西方医学和工业技术的传入使公共卫生条件显著升级：水厂建设改善了城市供水质量，租界地区公共卫生管理实践和早期海关检疫提升了传染病防控能力，教会医院和公共医院为居民提供了新的诊疗空间。但这一时期城乡差距依旧明显，沿海与内陆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突出。

在现代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物质文明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设城乡三级卫生网、完善卫生防疫体系及推进环境改造，为公共卫生物质基础筑牢了根基。20世纪50~70年代，物质支撑能力进一步提升，国产抗生素、疫苗、青蒿素等药物的广泛应用和基层医疗网的全面覆盖，显著增强了全民防病能力。进入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公共卫生物质基础迎来关键转型。电子病历、智慧医院、远程医疗、慢病管理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其从传统“空间化设施”向现代化“数据化平台”跨越。这一转变不仅大幅提升了服务的实时性、公平性与可及性，更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展现高效的资源动员和风险感知能力，彰显了现代公共卫生文明强大的物质支撑力。

物质条件的改善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有了稳定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手段，社会才能逐步建立起系统化的公共卫生规则与组织体系。

3.2 制度文明：从宗族礼制到多元协同治理

制度文明是公共卫生组织模式和规则逻辑的集中体现，其演进历程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在朴素起源时期，公共卫生制度主要依托氏族组织与早期国家的制度雏形而存在，外婚制在促进优生优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周礼》中关于逐疫仪式与环境治理的记载也反映出古人已将卫生事务纳入社会治理视野；尽管当时礼制与法典尚未形成专门的卫生行政体系，但是依托礼制开展的防疫活动、基于宗族关系的互助保障，以及通过祭祀、逐疫等公共仪式，不仅强化了群体健康意识，更为制度化卫生治理奠定了初步雏形。随着礼法制度逐渐渗透到人口管理与健康保障领域，婚姻与生育的制度化约束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早婚早育频发、女性健康负担加重等问题；而从唐宋到明清时期，律法对饮食安全、环境卫生与疫病防疫的规范不断细化，《唐律疏议》明确规定了垃圾处理与水源保护要求，地方官署负责水利与环境事务，惠民药局、安济坊等机构承担疫病防控和民生救济职能。与此同时，儒家礼教对妇幼健康形成制度化规训，民间社会防疫习俗得以延续传承。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制度文明呈现出规范性不断增强的特点。

进入萌芽探索时期，随着清末巡警部卫生科、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以及省、市、县三级卫生局的设立，国家逐渐建立起现代卫生行政网络，出台了传染病管理办法、检疫法规、食品卫生条例等一系列制度，通过立法手段进行公共卫生治理。同时，随着外来公共卫生制度和技术传入中国，兰安生、陈志潜等分别在北京市、河北省定县开展了公共卫生实验区等启蒙性实践，伍连德在东北地区开展了鼠疫防治等公共卫生干预尝试。然而，受战乱频繁与外来侵略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制度建设呈现出碎片化特征，政策的落实缺乏保障和监督。卫生行政体制架构、机构名称和职能也多次变更，同时外来制度移植与本土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有待提升。

到了现代发展时期，公共卫生制度文明迎来全面重构与跨越式发展进程。这一阶段的实践从关键领域突破，逐步构建体系。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彻底废除长期危害妇女健康的封建婚姻制度，从制度根源保障特定群体健康权益。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是群众性环境改造行动，更升级为制度化的全民健康动员模式。与此同时，覆盖全国的省、市、县三级防控体系，三级公立医院网络，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协同发力，共同构成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骨干框架。在此基础上，党领导探索形成保障人民健康的“三大法宝”——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并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有效破解了当时缺医少药的困境。而同一时期，许多西方国家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常呈分割状态，难以实现上下贯通的一体化服务，这更凸显出中国模式的整体性优势。随着实践推进，公共卫生的制度与法律保障持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开始深化，从早期解决“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到后续聚焦“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仅明确了卫生事业的公益属性，更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公共卫生体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公共卫生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在新时代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推进，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全民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随着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与可及性的持续提升，成功创造出“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大健康收益”的公共卫生治理“中国模式”，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整体优势。

制度文明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行为框架与协作机制，而精神文明则塑造了公共卫生背后的价值认同与文化力量。物质与制度的发展，最终需要价值理念的引领与支撑，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文明演进。

3.3 精神文明：从修身礼仪到数字健康素养

精神文明为公共卫生提供了价值导向和文化根基，其演进与中国文化传统及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呈现出从个人修养到社会共识、从伦理规范到制度实践的内在逻辑。在朴素起源时期，精神文明与公共卫生实践相互交融。儒家“修身齐家”的礼仪规范要求个体洁净有礼，将卫生纳入人伦秩序；道家“顺其自然”的哲学倡导适度养生，顺应天时以维系身心和谐；医家“治未病”的理念则将预防意识系统化、理论化。《黄帝内经》与本草学构建了人与自然、社会互动的整体认知框架。与此同时，宗族祭祀、禳解等文化活动不仅是应对瘟疫的手段，也强化了社会卫生认同与凝聚力。这一阶段的精神文明，将卫生理念深植于人伦与天人关系之中，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价值支柱。

进入萌芽探索时期，精神文明呈现多元互动的特征。佛教的沐浴文化推动了清洁意识的普及，理学思想强化了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传统食疗观念与社会防疫习俗广泛存在，共同构成健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外来侵略与鸦片贸易的双重冲击下，国民体质普遍下降，“东亚病夫”的耻辱标签成为时代痛点。这一现实将公共卫生与民族生存紧密绑定。在此背景下，公共卫生逐渐成为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交汇点。中国共产党则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为公共卫生注入精神动力，通过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增强群众参与卫生运动的主动性，通过弘扬白求恩精神，将健康理念转化为推动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到了现代发展阶段，精神文明在公共卫生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后，“卫生即爱国”“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深入人心，形成全民参与的价值共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厚生重养”的思想延伸至现代老年医学与慢性病防控，科学理性、健康公平与健康权益逐渐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进入新时代，健康中国行动、数字化传播加速了健康教育普及，公众逐渐养成科学防疫、绿色生活、自我管理的新习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中，凝练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国同心、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既体现了公共卫生文明的价值升华，也彰显了当代中国的凝聚力与世界意义。这种精神的凝练与传承，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延续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传统，又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文明的精神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