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四点建议

*本文为盖茨基金会全球发展总裁克里斯·埃利亚斯在第三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的主旨报告演讲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大流行应对与挑战”这个话题正合时宜，原因也有很多。

上周初，我在日内瓦参加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GPMB）最新报告的发布活动。该委员会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于2018年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成立。它是一个独立的监测机构，主要目的是帮助全球做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工作。自成立以来，我一直在该委员会任职。

最新年报是该机构发布的第四份报告。第一份报告发布于2019年9月，当时报告就指出虽然世界对于防范未来埃博拉疫情的准备越来越充分，但是仍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一场迅速蔓延的呼吸道病原体疫情。报告发布的几个月后，新冠疫情就暴发了。

先见之明并不总是令人愉快。

委员会在新冠疫情期间发布了两份报告，呼吁为了应对全球疫情应当达成国际协议、组织联合国峰会，以及由世界银行牵头建立一套支持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的联合融资机制。现在，其中一些建议已经付诸实施。

■ GPMB 2023年报告：脆弱的备灾状态

2023年报告题为《脆弱的疫情防范》（A Fragile State of Preparedness），内容和往年有所不同，主要是介绍疫情后全球防范工作的现状，并希望我们还来得及阻止下一场疫情的到来。

今年报告重点强调，我们仍未完全具备应对下一场大流行病的能力。新冠疫情期间建立起来的能力正在倒退，而与此同时，疫情预防、准备和应对方面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用委员会联席主席、前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的话来说：“委员会指出，世界的疫情防范工作仍然‘脆弱’。进展岌岌可危，而退步无处不在。”

值得关注的是，最新发布的报告首次采用GPMB全新疫情防范监测框架，这一框架由来自不同部门的100多位专家经过两年时间制定，共涵盖90个指标。

我们向参与制定监测框架的专家提问：“哪些指标对于加强疫情防范最相关、最可行和最具影响力？”基于他们的建议，我们在今年的报告中重点关注最为显著的前30个指标。

如图所示，旁边还列示出我们对当前能力的评估以及近期变化的方向。绿色代表准备充分，不过图中并没有绿色的指标。有一些黄色的指标，大部分是橙色，还有一些红色的指标，代表情况危急，例如虚假信息、公共产品和应对突发情况时的融资不足、缺乏全球防范战略计划等。

■ 评估数据来自GPMB监测框架中的30个指标的状态

令人非常失望的是，这30个指标中没有一个完全达标。甚至在本就较差的一些领域还出现了倒退现象。坦率地说，我们尚不具备真正能够防范大流行疫情的坚实基础，主要原因是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缺乏信任。我们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这份GPMB报告重点阐述了平等、团结、领导力和问责机制等方面，这些都是加强疫情防范工作的基础。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逐一介绍这些指标的评估结果。我鼓励大家阅读报告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或复制链接至浏览器了解详情：https://www.gpmb.org/annual-reports/overview/item/a-fragile-state-of-preparedness-2023-report-on-the-state-of-the-worlds-preparedness）来全面了解这些指标，以了解我们的能力缺口以及近期在疫情防范准备工作领域进步或退步的趋势。

报告针对目前全球脆弱的疫情防范工作，主要提出四点具体建议。

首先，我们呼吁采取行动，加强疫情防范、准备和应对（PPPR）的监测和问责。

如果没有监测，那么我们将无从判断为防范疫情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意义。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发现标准评估机制不能准确预判各国对紧急卫生事件的防范能力。

只有建立有效的监测和问责体系，才能判断哪些措施能够奏效，才能以高效的方式推进工作，确保资金和人力部署到位。监测工作非常依赖于高质量的数据。目前，各层级的数据收集能力建设投入不足，导致我们对防范工作的理解存在一些重大盲区。在缺乏独立监测的情况下，《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的缔约国只是汇报自我评估结果，以此取代真正能起到疫情防范“职责”机制。这样的情形司空见惯。

我们在报告中呼吁加强独立监测，确保对疫情防范工作评估的客观、公正、透明。

我目前担任全球消灭脊灰行动（GPEI）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在陈冯富珍博士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期间，GPEI成立了强大的独立监督委员会。在全球消灭脊灰的征程迈入最后阶段之际，该独立监督委员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让各成员国、出资方以及GPEI全球合作伙伴都从中受益。目前，各方正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拟定《疫情协议》（Pandemic Accord）。遗憾的是，在最新的协议草案中，呼吁独立监测的内容已被删去。我们希望在明年世界卫生大会举行之前能够重新涵盖这一议题。

■ 克里斯·伊莱亚斯与陈冯富珍举起一件红色T恤，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根除脊髓灰质炎。

但我们也应当肯定某些领域取得的进展，其中就包括国际社会越来越认同“同一健康”（One Health）的理念。它提倡从人类、动物、生态系统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疫情防范工作。你会看到和“同一健康”相关的指标虽然有待提高，但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不实、虚假信息这一重要领域，不仅能力极度欠缺，还几乎看不到任何积极行动。真相被扭曲的现象无处不在且每况愈下。

新冠疫情向我们清晰展示了虚假错误信息对全球卫生造成的严重后果。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YouTube上有关新发传染病的视频存在不准确或误导性信息的比例高达20%到30%。

尽管如此，目前全球仍未建立一套处理机制来应对和健康相关的虚假及错误信息。虽然有一些甄别和追踪虚假错误信息的全球和地区行动计划，但是它们之间没有建立协调机制，被应用的范围也比较有限，不足以还原真相。

第二条建议是加强疫情防范、准备和应对的融资系统建设，提高融资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报告发现，不论是哪一方面，疫情防范、准备和应对都极度缺少资金。虽然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对于防范疫情的投入曾达到空前水平，但是在疫情结束后，很多政府已直接停止对疫情防范的投入。

各国对大流行病基金（ The Pandemic Fund）募资态度的转变就凸显了这一问题。二十国集团下的疫情防范、准备和应对高级别独立小组设定该基金的融资需求为100亿美元，最后十分艰难地达成了这一融资目标。但在首轮融资时，该基金收到了23倍于额度的认领要求，表明很多国家有着巨大的资金需求。

与此同时，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突发事件应急基金（WHO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这样的“突发性”融资来源未能获得充分增资，全球仅有约40%的国家设有突发事件基金且能用于处理紧急卫生事件。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阶段结束后，很多国家纷纷将重点转移到其他紧急问题上，比如应对国家间的冲突，处理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还有弥补数年来可持续发展目标落下的进度和满足其他社会需求。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包括通胀压力和增长放缓，又让疫情应对工作雪上加霜。很多低收入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很多国家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高于对卫生事业的投入。

■ 用于教育、卫生、投资和净利息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9-2021年）/ UNCTAD

融资问题不仅在于可用资金的数额，更在于其协同性和协调性。

应对新冠的资金来源多样，但资金分配大都是临时安排，缺乏协调性，妨碍了全球抗疫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提高资金分配的效能，为下一场疫情的到来未雨绸缪。

首先，我们应确保大流行病基金融资充足。它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疫情应对专项基金。中国是该基金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不过，我们也坚信融资不能仅仅依靠捐赠补充模式，尤其是基于政府援助资金。它无法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而这恰恰是此类融资的目标。大流行病基金应朝着更加可预测的集体融资模式发展。

另外，我们还应能快速确定能够用于应对紧急事件的资金来源。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突发事件应急基金需要增加，达到5亿美元的起步门槛，这些资金的来源应包括非官方发展援助的资金。

第三条建议是加强地区研发能力。

这一领域已展现出一些有希望的信号，比如区域实验室能力的提高。中国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凭借国内广泛的脊灰实验室网络，中国大大加强了全球消灭脊灰行动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工作，为应对新冠病毒等其他传染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持。

中国研发能力的另一个有力例证是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在中国政府、清华大学以及盖茨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专注于研发主要影响世界最贫困人口疾病的新药。

该中心目前正与两个国际组织——疟疾药品事业会（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和疟疾药物加速器（Malaria Drug Accelerator）——合作研发非常有前景的新一代疟疾药物。另外，它还与国际研发组织合作开发有望缩短结核病疗程的新型化合物。

此外，我们的众多中国合作伙伴还针对新冠病毒、乙脑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疾病开发了有效且可负担的疫苗。

虽然全球研发支出已达到历史新高，接近每年1.7万亿美元，但是80%以上集中在仅仅10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高收入国家。因此，中低收入国家无法充分参与到决策和协调过程中，造成在资源分配时这些国家的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医药制造业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在发生紧急卫生事件时，有过度依赖进口产品的风险。

如果研发能力存在缺口，那么在危机发生时，能否获得挽救生命的疫苗和其他产品就主要取决于该国的资金实力。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目睹了这一不平等现象的后果。

就我们所见，当时很多国家关闭边境，囤积医疗设备。如果不进行系统性变革，当未来再次出现疫情时，我们只会重蹈覆辙。

如果应对疫情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和国家，那么就无法建立公平、强大的供应链。目前，我们仍然缺乏一套有效的全球机制，来设定优先任务并协调应对疫情的研发能力。

只有建立遍及全部地区的疫情应对能力，才能保证各国能够方便地获得所需能力。这样，当下一场疫情到来时，才不会有人掉队。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完成这项工作。

具体来说，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所有地区必须至少具备以下能力：

• 强大的早期检测和监测体系；

• 在紧急卫生事件发生前、中、后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 灵活、及时的库存和供应链管理系统

• 疫情相关产品的基础制造能力，比如个人防护用具、诊断设备、治疗用品（如氧气）以及疫苗。

最后一条建议是更加重视跨部门防范与合作。

疫情需要全社会协作应对。疫情的发生是气候变化、战争、城市发展等各种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疫情防范也必须依赖广泛合作，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主体的积极参与。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和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发现不同部门在合作时遇到挑战，不能做到协调一致地有效应对疫情。因此，疫情应对跨部门协作能力薄弱的问题令人深感忧虑。在紧急卫生事件发生时建立的大部分跨部门协作机制都是临时安排的，且有时间限制。

尽管多边组织保持一定程度的协作，然而大部分国际和国家层面的防范工作仍是各自为阵。不论是《国际卫生条例》的修订工作，还是政府间谈判机构正在拟定的《疫情协议》，都计划在2024年5月下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举行前完成。通过建立多部门协调平台，这些举措将有望帮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主体汇总知识，互补专业能力，从而促进全球健康公平，推进疫情防范工作。

最后，我鼓励各位阅读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报告全文。只有各机构、各部门团结一致，才能改善防范工作当前的脆弱。我们正处于紧要关头，应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并保持跨部门、跨国家合作，防范乃至阻止下一场大流行病的发生。

转自：盖茨基金会